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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郑观应)扫描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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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所属分类:

人文 文化

更新时间:2018年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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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盛世危言
别名扫描版[PDF]
作者郑观应
图书分类人文社科
资源格式PDF
版本扫描版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书号9787508027586
发行时间2002年10月
地区大陆
语言简体中文
简介

盛世危言

内容简介:

《盛世危言》是清末维新派先驱思想家和著名实业家郑观应撰写的一部倡导自强求富、维新变法的重要著作,集中体现了郑观应关于改良封建社会、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商战”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指出要改变近代中国落后局面,仅仅采取“强兵”政策、依靠单事力量与西方列强竞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设立议院、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抵御外国殖民经济入侵,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盛世危言》问世时,朝野争阅,光绪皇帝命令总理衙门印发2000部,让大臣们人手一册。毛泽东也非常喜欢这本书,他在自传中说: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火。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喜欢的书,叫做《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 ……

作者简介:

郑观应(1842.7.24—1922.5),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读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咸丰八年(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光绪六年(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八年(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收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 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

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经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张大之。他认为“专制政体利于官,利于外人耳。利于官者,借压力以剥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百姓。”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 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第二年李鸿章再度委任其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十九年(1893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调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经营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人将偷袭清军,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报告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定将招商局部分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

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次年元月,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五月,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二十五年(1899 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李鸿章死后,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郑观应离开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革职而去职赴粤,参与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旋因“守制”去职。宣统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负责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

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十年(1921年)四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一年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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